大概两个半月前，我们的许老师1建议我和我的经理去参加这个ICCAS会议2，主要目的是了解行业动态，其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AI在整个行业中的应用。并且由于这是国际造船计算机应用会议，派我一个本硕都是计算机背景的员工去参加，也是一个非常恰当且自然的想法。同时我的经理在海事领域的丰富经验也补充了关于造船这个业务问题的知识背景。所以，最终就由我们两个人去评估是否参加这个会议，并且，如果决定参加的话，也是由我们去实际参加会议。
决定参加会议
在出发之前，我们还是需要根据往年的论文集，评估一下这个会议是否有必要参加。由我去寻找近几年的论文集，其中还闹了一个乌龙，因为以下两个会议的缩写是一样的，但是前者才是我们需要参加的会议。
- 国际造船计算机应用会议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pplications in Shipbuilding)2
- 国际控制、自动化与系统会议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trol, Automation and Systems)
所以，有时候缩写也未必靠谱，建议会议的常用缩写尽量保持唯一性，否则，进行会议宣传的时候也容易乱。我找来了近三届会议的论文集，这个我必须得说一下，由于这个会议的论文集需要注册RINA3的会员，这个注册很简单，交会费就行了，但是下载论文集的过程居然不是点击之后自动下载，而是提交一个表单，然后等了将近一周，才把我索取的论文集发给我。中间我还专门发邮件去催了一次，才给我回复，这种方式有点违背了万维网的初衷。当然，这种类似图书馆的"Old Fashion"的人工服务也有避免爬取内容的功能，并且它也提到正在健全文档下载功能。不过可以看出这个机构是很传统的，并且可能其中没有很好的互联网人才。
不过，看了一下之前的论文集之后，我们认为完全可以去参加。虽然造船和船开起来之后的海事过程，有一定的区别，但海事技术能发挥的前提就是必须有造船的硬件基础，就比如减摇水舱、风帆助推，这些子系统必须是造船的时候就规划进去的，虽然之后可以改造，但也必须考虑船体结构。这个就类比汽车工业，汽车零配件所用的技术就比如博世的技术，肯定至少要比同时代已经整合进整车制造的技术要先进一些的，同时，整车实际使用中遇见的问题，也是促进零配件或者子系统产生的契机。这就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和整船建造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相互启发的。所以知道一些造船方面的知识，对于更新我们的工作流程以及未来的方向，是有好处的。并且通过参加这次会议，我也可以补充一些关于海事业务方面的知识，虽然我上海海事大学的教育背景让我的海事知识在计算机专业从业者中处于先进的，但在这方面仍然与船舶与建筑学院出身的同事没法比，就在出发的几天前，我才知道了约定船舶姿态运动的正负方向的右手定则。所以让我可以吸收一些海事业务相关的知识，也是为公司做好了人才方面的准备。
前往新加坡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那么下一步就是报名参加会议，以及准备好机票、住宿以及填写健康信息之后，就可以前往新加坡参加会议了。会议日期是9月14号到9月16号，而我们的机票往返就确定在9月13号到9月17号。出发前在我的经理的建议下，还换了一些新加坡元（SGD）现金。只不过没想到时至今日，新加坡的无纸化支付已经和上海几乎一样了。最终这个现金也没花出去。并且，我的经理告诉我，他去一个餐馆想花现金的时候，发现这个餐馆竟然是"Cashless"的。从这个方面来看，新加坡的无纸化支付已经走在上海前面了，因为在中国至少是禁止拒收法定货币的。虽然绝大多数情形你可以用在线支付，并且他们也希望你用在线支付，但是你用纸币，别人是不能拒绝的。可是，新加坡居然可以明确地拒绝，我是没想到的。
更新了我的名片网页
这也是我在前往新加坡的前一天想到的问题，既然是学术交流，肯定有交换联系方式的情况。按照国际惯例，通常是交换名片，但问题是，公司好像没有给我印发名片。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我早有自己的解决方案。
这是我给自己印的名片，上面的名片盒是肖圣尧送我的，他给自己制作的名片和名片盒，甚至更加豪华，与我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估计ASM的总裁的名片也不会有这般豪华。大家可以看见这个正反面的信息很简洁，并且由于这个卡片是入职公司发行的，所以没有任何公司信息，但这些不是问题。因为这是一张NFC卡片，他的所有信息是存储在卡片中的电子信息并在靠近手机的时候通过NFC发送给手机，而针对我的这种情况，它的信息就是一个简单的链接https://maodongyang.com/，把这个NFC卡片靠在手机上之后就会弹出打开网页链接的弹窗，然后打开网页之后就有我的详情介绍，然后我还把我的个人职业宣传视频当作背景嵌入进去了。同时，右上角有一个“保存到通讯录”按钮，下载之后是一个.vcf文件，这就是通讯录中的联系人文件，就可以直接保存到通讯录了。这种方式既保证了个人信息介绍的全面，同时又保证了联系人添加链路的快捷方便，同时还节约了纸张，而且你永远不会遇见名片发完的这种情况。至于具体的制作方案与流程，我打算写一篇技能分享的文章来介绍。现在大家可以品鉴一下我的这个名片网页，建议是根据自己最新的职业状况，定制符合自己需求的网页。当然，找我代制作也可以通过关于页面的购买链接向我下单定制您的解决方案。
当我给同样的参会人员展示的时候，也收到了"Cool"和“中国什么时候这么先进呢？”的好评。看来，至少我这个产品的想法是没有错的。如果没有找到工作的计算机专业的同学，说不定可以通过这个产品混口饭吃。
前往新加坡
由于去新加坡的飞机是早上10点钟的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相当于要早起一下，在早上赶往机场，最早一班地铁运行的时间，肯定是足够我乘坐地铁这种公共交通去往机场的。虽然近期更新了，涉及到边检有关的条例4，好像是将边控变得更加严格了。但这个和我关系不大，因为我是一个应届生，显然不属于高科技人才。对我来说，出关最大的困难就是排队有点长。最终到达机场口的时候，还有一些时间。我使用信用卡附赠的机场贵宾室，也就是浦东国际机场的Terminal S1的135号贵宾候机室，去吃了一碗面。
这个候机室好就好在它还有一个面档，你可以点小馄饨和辣肉丁面。对于没吃早餐的我来说，这自然是相当合适的。像机场的这种服务生态和飞机这种出行方式是相互绑定的，因为赶飞机需要留足充足的时间，所以利用这个多余的时间的服务，也自然有自己的生态位。虽然进入休息室要付一笔钱，但是休息室内部的大量服务却是完全自助的，也就是供你充分享用，这种商业模式我是喜欢的，就正如之前的《长春之旅》所说的,大型洗浴中心的服务。对于这种能给人快乐的服务，我通常是愿意花钱的。尤其是考虑到之后有大概四五小时的经济舱飞行，实在不能说是怎么舒适的。如果我说同样的旅行时间，我最喜欢的交通工具的排序是这样，首先，是有餐车能炒菜的绿皮火车，然后是有充足空间可以自由走动的高铁，然后是可以开窗透气的长途客车，这种经济舱的飞机最差，所以尤其需要这种休息室去补偿一下。然后就是正常和经理会合登机。
到达新加坡
到新加坡出关，感觉非常顺畅，就是有一点和中国不同，中国的护照是感应的，所以就是把护照背面那一页往感应区域一靠就行了，但是新加坡出关的时候是要扫描护照首页，所以要把护照卡进机器扫描一下。当然，前提是你要首先进行健康申报，不过这个健康申报周期很快，你到了门口再申报也可以。提前进行申报，之后刷护照就可以通过了，这是非常好的。只有有这种便利程度，我认为才配作为国际会议的举行地，越不麻烦越好。通过海关之后就是这个景象。
整个热带场景迎面而来，最著名的那个樟宜机场中央瀑布的热带景观出关之后就看不到了，这也是我才知道的，不过，回去也是在这个机场，可以回去的时候再去看一下。这整个樟宜机场的热带植物园的设计语言是很统一的，可以说，也是我最喜欢的机场。以至于它的机场本身都能够成为景点。然后从机场到市区的那一段路，深刻诠释了新加坡的“花园城市”的称号。建筑会过时，但是植物景观经久不衰，在市中心，我们住的那个地方，也就是小印度附近，反而感觉不到现代，但是机场以及机场到市中心的道路给人留下了很好的第一印象。然后从机场到市中心的道路上，我不止看见了一辆半敞篷的货车，后面坐着一些看起来是下班的劳工。这让我想到了国内的“农民工”，只不过这里的劳动力流动很可能跨越了国境。当然，隔着车窗看一眼，我既不知道他们的国籍，也不知道他们的收入，不能靠外貌替他们填一份人口统计表。但这个景象让我开始注意，维持这座花园城市运转的人，和享受这座城市的人，未必拥有相同的生活条件。
打车到我们住宿的酒店，实际上这是一个长租公寓性质的，只不过起租日正好是4天，非常适合我们来开会的。虽然肯定不便宜，但是为公司出差，也没有必要太在意价格。只要能把事办好这些都只算经营支出，必须要付出的代价。然后办正事，不要怕花钱。在酒店安顿好之后，然后就要找个地方吃晚餐了。我经理对于新加坡很熟悉，他介绍我这个地方叫做小印度，然后我们一起去了一个“小印度”5那里的食阁6，听这个名字，你们就会知道那里的印度食物非常地道，但是我又怕印度食物过于“地道”。经理对我说，新加坡的食品法规比较严格，食品安全是有保障的。然后，我本身是喜欢吃印度食物的，我们就找了一家门口排着很多人的店，想着人多，总不会有问题吧？就是这家店，如下图所示。
最后吃的就是图里这些，米饭、饼、咖喱，还有一盘炒面。看起来主食有点多，但我本来就喜欢这种可以拿饼配着酱汁吃的东西，米饭也可以一起解决。在法国的时候我就挺喜欢印度餐，只不过那时通常是在餐厅里面吃，来到这里则是在一个很日常的地方，旁边的人可能就是下班过来吃一顿饭。这种感觉反而很好，你不需要特意去找一家提供“异国体验”的餐厅，因为这里本来就是他们生活的地方。对于刚到一个陌生地方的人来说，一顿合口味的热饭，通常比旅游宣传更能建立好感。
ICCAS 2026
好了，现在我们开始我们的正式任务，开会学习一下同行的先进经验。由于出发前许老师给我们分配的重要任务是，关注AI技术在海事全产业链的应用，所以我就重点观察这一方面。
这次我来会议上看什么
会议是9月14号到16号，在新加坡的新达城会议与展览中心（Suntec Singapore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re）举行。和之前在南特参加的《ICME志愿者活动体验》不同，这次我不是来帮忙维持会议运行的，而是带着公司的问题来听别人讲。这个身份上的变化也会影响听报告的方式。以前可能首先关心一个方法有没有新意，现在则会接着想，这个东西放到我们公司的工作里面，到底能不能用？
当然，会议名字里有“计算机”，并不意味着每个报告都在讨论大模型。船舶设计、建造、数据管理、系统集成，这些本来就是这个会议的内容。AI只是进入这些工作的一个新工具。如果只听见演讲里出现了多少次AI，然后回去汇报“行业已经全面拥抱AI”，这种信息其实没什么价值。真正值得看的，是他们把哪一部分工作交给了AI，交给它之后又怎样判断结果是对的。我后来在10月份整理内部分享的时候，也就把这个问题作为了主线：AI已经用到哪一步？
从“帮我写”，变成流程中的一个环节
会场上Atlantiq AI的一张幻灯片，给工程工作中的AI应用分了四个层级，从AI辅助，到AI工作流、智能体工作流，再到互相连接的AI工程系统。这个分类不是一个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行业标准，不过用来观察大家的使用方式很方便。
我们最熟悉的使用方式，是让GPT帮忙写一段代码，或者帮忙整理一份报告，然后人拿着这个产物继续干。即使那段代码已经是AI写的，整个流程仍然是由人串起来的。而会上有些案例，已经不只是把AI当作一个随叫随到的顾问了，而是直接把它放进工作流程，让它负责其中一个环节。至于更进一步的用法，则是让它自己调用工具，根据工具返回的结果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这个区别看起来只是“多自动化了一点”，但对于研究问题的影响很大。以前我们问的是“这个模型会不会回答”，现在问的是“我把这个环节交给它之后，这项工作有没有做得更好”。后面这个问题，显然更接近公司愿意花钱解决的问题。
早期制造物料清单：从旧船里面找经验
其中一个我觉得很有代表性的案例，是松尾幸平（Kohei Matsuo）博士介绍的早期制造物料清单，也就是M-BOM。这个名字看起来很专业，简单理解，就是造这艘船大概需要什么零部件、需要多少，以及怎样组织制造的一份清单。
困难在于，船还没有完全设计好，采购、成本估算和排产就已经要开始准备了。你当然可以说，等全部图纸画好之后再来统计最准确，但实际业务不会等你。所以，能不能从以前造过的船里面提取经验，先给新船生成一份初步清单，就成为了一个有价值的问题。这份早期清单是用来辅助计划的，不是说AI生成之后就可以直接拿去下料造船。
他的方案里面，大语言模型负责从已有的物料清单和制造资料中提取规律，然后把这些规律组织进知识图谱，再用于推演新的初步清单。也就是说，模型不是在旁边帮研究人员写论文，而是研究方法里面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提取出来的东西还要保留来源、接受检查，不能因为回答看起来很有条理，就默认它掌握了造船经验。
这对我这样的计算机背景的人也是一个提醒。我们未必需要先改进一个模型的内部结构，才能做出有价值的应用。把什么资料交给它，要求它输出什么，以及怎样检查输出，这些工作本身就足够构成一个工程问题。现在经常说的Harness，我认为就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不是假定模型无所不能，而是给它安排一份边界清楚、结果可以检查的工作。
达索：让设计也有一轮自动验证
另一个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达索系统（Dassault Systèmes）的Robert ONG介绍的工作。按照我在会场的理解，它更接近这样一个循环：人修改顶层需求或者设计参数，系统借助大语言模型组织工具调用，让已有工业软件更新相关模型、布置和测试环境，再进行仿真，把结果反馈回来，然后继续修改。
这个过程让我立刻想到了软件开发里面的CI/CD。我们修改源代码，系统自动构建、运行测试，把有没有出错反馈给开发者。而在这里，“源代码”变成了设计需求和参数，后面的检查则变成了工业仿真。当然，这只是帮助理解的类比，不代表船舶设计已经像部署一个网页一样简单，更不意味着会上展示的所有步骤都已经可以无人值守。
我觉得这条路线重要的地方，是它没有让大语言模型自己去假装一个流体求解器。模型负责组织步骤和调用工具，专业软件去干专业的活，然后把结果交回来。我们不会因为一个语言模型把受力分析讲得头头是道，就相信它真的算对了结构强度。既然如此，就应该把计算交给能够验证的工具，而不是让它在文字里面继续“算”。
会生成不稀奇，怎么证明能用才稀奇
会上也有从图片生成整船方案这样很吸引人的展示。不过，相比“输入一张图，得到一个很像样的设计”，我更关心的是，这个设计之后怎么办？能否检查它的性能，是否满足约束，改了一个参数之后其他部分会不会跟着出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生成得再漂亮，也还只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所以我在整理分享的时候，更看好达索这种围绕已有工程工具组织验证的路线。这是我根据会场内容做出的判断，不是我把两家产品买回来做过同条件测试。也不能反过来说，其他公司就没有验证能力。只是从我关心的问题出发，仿真底座、工程经验和验证链条，比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输入界面更值得注意。
现在写代码的Agent为什么能不断改进自己的结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代码能编译，测试能运行，错误信息还能返回给它。它不必一次就猜对，可以根据反馈继续修改。工业领域如果也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一个足够可靠的反馈环境。流体、结构、运动这些仿真，连同工况和校准数据，才是这个环境的基础。开源一个调用工具的框架，并不等于顺便开源了几十年的工程积累。
当然，仿真通过也不是实船合格。模型自身有误差，边界条件也可能给错，最后仍然需要试验、规范审查和验收。但是能否先把一轮设计和验证串起来，已经能区分“会生成方案”和“有机会交付产品”了。这也是这次会议让我对工业软件产生更多兴趣的原因。AI未必会让老牌工业软件公司的积累失效，反而可能让那些原本不太容易调用的能力，变得更容易被组织起来。
PROSTEP：先说清谁负责，再谈技术
除了AI，PROSTEP的一张总结也很值得记下来。它列了五条数字化落地的经验，第一条就是“Governance Precedes Technology”，治理先于技术。
这句话可以翻译得非常朴素：数据归谁管，谁能作决定，最后出问题谁负责，这些事情要先说清楚。不能现实里面谁都不愿意负责，然后指望买来一套软件，责任就自动分配好了。软件可以把一个已经说清楚的流程执行得更快，也可以把一个混乱的流程扩散得更快。
另外四条，分别是从整个业务而不是单个接口出发，各系统保留权威数据并通过独立的集成骨干连接，小步交付并持续验证，以及把知识和能力真正留在团队内部。我觉得最后一点尤其重要。如果一个系统只有供应商的人懂，使用它的公司既不能维护，也不能解释它的运行方式，那么所谓数字化转型，可能只是把原来对某个人的依赖，换成了对另一家公司的依赖。
这几条经验听起来都不如AI炫酷，但恰恰是做项目时最容易遇见的问题。至少对我而言，这次参会最有用的内容，不是又认识了几个技术缩写，而是知道同行已经把工具放在了哪里，以及哪些事情到现在也不能交给工具解决。
会议之外的新加坡
吃饭，以及那些不太像旅游照的照片
这次毕竟主要是出差，所以我的记录里面，吃饭和会场的比例比景点高很多。不过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一个城市当然可以用最著名的几个景点来介绍，但真正让我建立记忆的，经常是一顿饭，或者一个原本没打算认真看的街角。
和之前在法国参加会议时一样，会议餐饮除了让人吃饱，也承担着让大家停下来交流的作用。你不一定有机会专门找一个人坐下来约半小时，但都在拿吃的、喝东西的时候，开口说几句话就自然得多。这也是为什么前面我会花心思去更新自己的名片网页。联系方式应该在想交换的时候就能交换，而不是聊完之后回去再找一张纸。
小印度给我的感觉，则是“花园城市”这个整齐的名字之外的另一面。这里有具体的店铺、食物和日常生活，不只是机场道路旁边修剪过的绿化。我喜欢印度食物，并不意味着我了解当地社群的生活，但至少吃饭的时候，所谓多元文化不是一句宣传语，而是菜单上真的有不同的东西可以点。
还有这栋放着很多汽车的楼，我觉得也挺有意思。汽车本来是水平铺在地上的东西，在这里变成竖着陈列，下面还有一块很大的广告屏。它当然很现代，但和机场那种靠植物营造出来的舒适，又完全不是一种现代。一个是让你觉得这里适合生活，一个是让你注意到这里的空间很贵，贵到汽车都要一层层放起来。至少这张照片比我再拍一张普通高楼，更容易让我记住新加坡。
会场里的老年服务人员
不过，这次还有一个景象让我想得比较多。会场里有不少服务人员，看起来已经是老奶奶的年纪了。我当然不知道她们具体多大，也没有问她们为什么还在工作，所以不能直接替她们下结论，说一定是没有钱才来上班。但看到这个场面，我还是会想到，人老了以后，到底应该依靠什么生活？
我在新加坡听到过一个说法，说这里没有所得税，也没有社保。这个说法很容易让人把眼前的景象解释通：年轻的时候少交钱，老的时候就自己负责。但认真区分之后，事实不是这样。新加坡有个人所得税，也有中央公积金（CPF）这样的强制储蓄制度，并不是一个让所有人完全自生自灭的地方。7 与法国相比，更值得讨论的是它把多少责任放在个人和家庭身上，又把多少保障和具体身份、缴费及资格联系起来，而不是简单地说“有”或者“没有”。
我毕竟是在法国生活、留学过三年的人。之前写《在南特的最后几天》时，我还专门介绍过房补、一欧餐、交通优惠。这些东西不是我在新闻上听来的，而是我自己申请和使用过的。所以我既不能假装高福利没有好处，也不能因为自己在法国享受过优惠，就认为任何社会都应该照着同一个方案运行。新加坡让我感兴趣的，恰恰是它提供了另一个观察角度。
钱交给谁，以及保障应该保到哪里
保险不是投资，社保也不能只看收益率
我的一个基本倾向是，钱每多经过一道手，就多一个发生损耗的环节。这里说的损耗，不一定都是腐败，也可能是管理成本、低效率，或者替我作了一个我自己未必会作的决定。所以在能够自己承担风险的范围内，我更愿意自己留着钱，自己决定怎么使用。
保险可以帮助理解这个想法。从投保人整体的现金收支来看，商业保险通常要覆盖赔付以外的经营费用和利润，你不能指望把它当成一个人人都赚钱的投资。某种意义上，投保是在支付一个成本，把自己承担不了的尾部风险交出去。我原本很想把这件事概括成“降低期望，换取降低方差”，不过还得说清楚，是对同一个风险敞口、把保费和赔付都算进去之后讨论，而不是说所有保险产品都符合一个简单公式。
它和买彩票有一个可以类比的地方，就是都不能只拿最后中奖或者获赔的少数人，来说明购买行为本身有正的现金期望。但它们的目的恰好相反：彩票花钱买一个小概率暴富，保险花钱避免一个小概率破产。所以即使现金期望不占便宜，买一份能够避免家庭崩溃的保障，仍然可能是很理性的选择。不是所有负现金期望的行为都不值得做，关键是你到底花钱买到了什么。
联想到国内对于社保缴纳的要求，我更想问的也不是一句“交了总比不交好”，而是这笔钱具体换到了什么，谁承担了成本，又是谁拿到了保障。如果说制度能替我保住生活底线，那就把这个底线、条件和责任说清楚，而不应该一谈到收益和公平，就变成“不许算这个账”。
从个人理财的角度，我甚至想拿美国国债这样的基础资产来作一个机会成本的参照。但中国社保不是一个可以直接拿年化收益率去和美债比较的账户：养老里面有统筹和个人账户，社保还包含医疗等不同保障，实际待遇又和缴费年限、工资、寿命等因素有关；买美债则涉及汇率、期限、价格波动和投资渠道。8 所以，在没有把这些条件统一之前，我不能负责任地说“社保一定连美债都比不过”。我真正想表达的是，强制把钱交出去的人，有权要求这套安排解释它提供的保障，是否值得所放弃的其他选择。
我为什么对新加坡的思路有好感
对我自己来说，如果收入允许，也有基本的储蓄和投资能力，我更倾向于在必要保障之外保留选择权。并不是我确信自己能跑赢谁，而是我更愿意承担自己作决定的后果。新加坡强调自我积累的这一面，确实比较符合我的偏好。不过CPF本身也是强制储蓄，并不是把钱全部放在个人手里随便投资；我认可的是其中较重视个人积累的思路，不是把它误认为一个没有强制安排的制度。9
但这里有一个不能省掉的前提：这套偏好对我成立，不意味着对所有人都成立。 一个人现在年轻、能工作、有能力研究投资，不等于他以后永远如此。更不能假定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收入余额、知识和精力。如果一个人连日常生活都很吃力，你告诉他应该通过投资解决养老，和让一个没吃饱的人研究营养搭配，多少有点不合时宜。
而且，新加坡有很强的国家投资能力，也不意味着每个居民都能得到相同的投资结果。国家储备投资及其预算贡献，和普通人能买到什么产品、愿意承担多大风险，是两件事。10 所以我不能从“这里有好的投资条件”，直接跳到“这里的人都不需要保障”。我在会场看到的那些年长服务人员，恰恰提醒我，城市整体富裕和每个人都能从容退休，并不是一个意思。
组屋更像保障，还是城市的配套
我对新加坡的另一个印象是，组屋非常重要。如果生活在一个空间有限、经济活动又高度集中的地方，住房不是一个随便交给个人自己想办法的小问题。一个人即使收入看起来不低，钱全被居住成本吸走之后，也很难说生活质量有多高。
在我的理解里，组屋既有保障性质，也很像维持这座城市能够正常生活的一套配套设施。不过“配套”不等于没有再分配，公共住房涉及的土地、补贴和资格安排，本身就是国家深度介入分配的体现。新加坡还有MediShield Life这样的基本医疗保险，以及Silver Support和ComCare等援助，不能因为我在短短几天里没用到，就说这些东西不存在。11 所以新加坡和法国只能理解成两种侧重点不同的模式，而不是现实里面真的存在一个“完全不分配”的新加坡和一个“包办一切”的法国。
即使如此，我还是觉得，把组屋放在国家与居民的交换关系里面看很有意思。你希望居民留在这里工作、组成家庭，甚至要求符合条件的男性公民和永久居民履行国民服役义务，12 那么这座城市至少应该让人觉得，它值得自己付出。否则，如果生活空间被挤压得像我对香港高房价的印象一样，仅仅告诉年轻人国家很繁荣，又怎么说服他们把个人命运和这个地方绑在一起？
这不是说组屋就是为了征兵才存在的，那样解释太简单。我想说的是，住房、家庭和国防这些看起来不同的事情，最后都会落在同一个问题上：普通居民在这里有没有一份值得维护的生活？从这个角度看，住房政策不只是照顾生活困难的人，也是一个国家维持自身吸引力和凝聚力所必须付出的成本。
高福利和人口流动，不能分开设计
法国的思路则更接近另一端：不能假定每个人都能靠自己处理好一生的风险，所以通过公共服务和再分配，给人托住一个底线。这个出发点，我完全能理解。甚至我在法国读书的时候，正是这个思路的受益者。不能我用房补的时候说它好，轮到讨论谁付钱的时候，就假装这笔钱是凭空来的。
但再分配始终要回答一个问题：在谁和谁之间分？我认为法国的移民和融入问题，会让这个问题变得更难。如果原有居民愿意为了共同体里的其他人承担一部分成本，这种意愿里面往往不仅有抽象的同情，也有“大家属于同一个社会”的信任。福利制度可以把钱转过去，却不能自动把这层信任也转过去。
这里的意思不是每一个移民都在领取福利，更不是法国只要没有移民，财政和社会问题就会全部消失。移民同样可能工作、缴税，福利领取也有身份、居留和缴费等条件；人口老龄化、就业状况、制度设计的问题也不会因为关上边境就消失。13 但在我看来，如果讨论人口政策的时候只计算多了多少劳动力，讨论福利的时候又假定社会认同天然存在，那么两份账各自都可能很漂亮，放在一起却未必运行得下去。
所以，我认为人口流动和保障范围应该配套设计。一个国家如果大量使用短期流动的外来劳动力，就得说清劳动者的权利、雇主的责任，以及工作许可是否意味着长期居留和成员资格。新加坡让我注意到的，正是公民、永久居民和工作准证持有人之间很明确的制度区别。14 如果借用经济学的词，可以说这里有一种“出清机制”：临时工作许可不必自动转变成永久成员资格。但这里“出清”的是有条件的居留安排，并不是说没有竞争力的本国公民，也应该被当成随时可以清走的劳动力。
反过来，如果希望长期维持覆盖面很广的再分配，就不能回避成员资格、融入能力和财政承受力。一个比较接近“较高福利与较严格移民政策并行”的例子是丹麦。它仍然接纳移民，并不是封闭社会，但普通配偶家庭团聚就设有年龄、住房、融入和经济能力等要求，同时也有例外和其他适用通道。15 这不能证明“高福利只能靠拒绝移民”，却能说明，福利国家也可以把边界和融入要求当作制度的一部分，而不必认为只要强调边界，就是反对保障。
在我看来，这两种治理思路都可以有善意。一种希望尽量保留个人支配收入的空间，另一种希望即使一个人运气不好，也不会跌穿生活底线。前者要回答贫富差距和风险承受能力的问题，后者要回答管理损耗、激励和共同体边界的问题。它们都应该允许社会检查这些代价，不能拿出发点好，就当成结果免检的理由。至于现实中的政府是否真的愿意接受监督，那要看制度和行为，不能因为属于某个模式就自动认定。
比少分配和多分配更糟的，是反向分配
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事情不能混在这两种思路里面，那就是收很多钱，最后却让更有资源、更有权力的人拿走更多好处。承担成本的人没有得到相称的保障，本来就有优势的人却更容易获得补贴、特权或者损失兜底。如果分配长期起到的是这种效果，那我更愿意把它叫作“负分配”，也就是劫贫济富。
少收一些钱，让个人自己安排生活，可以讨论它是否过于残酷；多收一些钱，给所有人保住底线，可以讨论它是否浪费。但如果以保障的名义向普通人收费，最后却把资源向上输送，那就不只是“治理风格不同”了。尤其当这种结果反复出现，又不允许被追问的时候，我不认为还能只用一句“初衷是好的”来解释。
当然，只看到一个结果，也未必足以断定每个参与者的主观动机。但我们没有必要先证明所有人的内心都很坏，才有资格反对一套持续劫贫济富的安排。对我而言，真正的区别是：制度有没有把人的风险降低，还是只把人的钱集中起来，然后让少数人更安全？前两种模式的争论，是个人责任和共同保障之间怎么取舍；后一种则是在利用这个争论掩护剥削。
我反对怎样的移民政策
既然谈到了共同体，我也把自己的立场说清楚。在现阶段，我总体上反对仅仅为了缓解劳动力短缺，就推动大规模永久移民的政策。工厂缺人、餐馆缺人，是一个经济问题；要不要让原本不共享公共生活和政治认同的人，长期成为这个国家的成员，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不能因为前者急着解决，就默认后者没有成本。
国家不是一家只需要补齐岗位的公司。企业当然可以按技能招人，但民族国家还包含共同的记忆、责任和相互信任。如果仅仅为了暂时降低用工成本，就把长期共同生活的后果留给居民自己承担，我认为这是对原有共同体的一种背叛。提高工资、改善条件、提高生产率，以及重新考虑哪些服务必须依靠廉价劳动，都应该进入讨论，而不是一缺人就只剩下从国外补人的答案。
这里的认同不是肤色，也不能靠出生地直接判断。借用“想象的共同体”这个说法，并不是说国家是假的，而是说绝大多数国民不可能彼此认识，却仍然认为自己与陌生人之间有共同的责任。外来者可以形成这种认同，本地出生的人也未必天然就有。16 如果非要举一个极端的历史例子，希特勒出生于奥地利，却投身于德国的民族主义政治，这至少说明出生地和政治认同并不重合。当然，这个例子只用于说明认同与国界的区别，绝不是认可他的意识形态，更不能把文化认同当成排斥和迫害他人的理由。
所以我真正关心的，是后来的人是否愿意和原有居民接受同一套公共规则、承担彼此承认的义务，而不是祖先来自哪里。新加坡本身就是一个多族群国家，也足以说明共同体未必建立在单一血统上。但共同体可以通过不同背景的人建立，并不意味着只要把人放进同一片国土，它就会自动建立。
回到法国，我担心的是有些人虽然在法律上生活在同一个国家，政治和文化上的“我们”却未必指向同一群人。但我也不能靠外貌、姓名或者宗教，替某个人断言他是不是“精神法国人”。这个判断只能落在具体的认同与行为上。如果一边承诺长期互助，一边对于大家是否还愿意共同生活避而不谈，那么制度就会不断要求人付出，却越来越难解释为什么值得付出。
这并不意味着短期来工作、学习、交流的人就应该被排斥。我自己在法国读过三年书，现在又到新加坡参会，当然知道跨国流动的价值。也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应当把访问、留学、工作、永久居留和入籍分清楚。允许一个人来工作，不必然等于承诺他成为永久成员；决定接纳一个人成为成员，也不应该只把他当成有用的时候留下、没用的时候赶走的工具。边界可以严格，但规则要明确，对已经作出的承诺也要负责。
参会之后
最后，还是回到这次出差本身。我们9月17号返程，带回来的不只是一些会场照片和新加坡的印象。后来整理10月份的内部分享时，我把技术方面的收获归成了三件事：AI已经可以进入工程流程内部；工业应用的门槛很大一部分在验证；而在买工具、接系统之前，先把谁负责这件事说清楚。
这些内容未必能让公司第二天就多出一个产品，但至少让我们之后看一个方案时，能多问几个具体的问题。它用的是什么输入，生成的结果怎么检查，出了错误谁来发现和处理？对于一个计算机背景、还在补海事业务知识的人来说，知道这些问题应该问在哪里，本身就是一次很有价值的学习。
至于后面这些关于社会保障和移民的想法，并不是我去新加坡几天，就突然掌握了两个国家的治理答案。更多是因为我曾经在法国生活过，又在中国开始工作，所以看见同一个“人老了怎么办”的问题，会自然想到不同的处理方式。我不想只拿新加坡的效率去否定法国，也不想只拿法国的福利去指责新加坡，而是想知道，每一种看起来理所当然的生活，背后到底由谁付了钱，又由谁承担风险。
出发前，我们问这个会议值不值得去。回来之后，我觉得是值得的。工作上，它让我看见同行已经走到了哪里；工作之外，它又给了我一个和过去经历对照的机会。机场的植物、印度食物、会场里的老年服务人员，这些原本不会出现在论文集里面的东西，最后也成为了这次参会记录的一部分。毕竟出差是为了把事情办好，而写博客，是为了把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想也留下来。
Foot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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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劲松教授，我所工作的公司老总，团队的负责人，也是团队的精神领袖。由于我们公司的前身以及人员班底大多是他作为上海交通大学时的学生，所以我们叫他“许老师”。当然，这一称呼，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和他曾经有师生关系的嫡系成员才能这么叫。但这种内外有别的派系称呼是“蒋校长”，蒋介石才这样做的，而反观毛泽东，你无论是不是他的学生，都可以叫他“教员”。所以，他也授权我称呼他为“许老师”，我以后也就这么叫了。这种师承关系的区别，在工作上实际上影响不大，因为一个人实际上不可能培养出开一个公司所需的所有背景的人才，即使这些人的发展可以是分化的，有人负责运营，有人负责技术，有人负责行政，但是高度同质化的背景就会导致某一方面专业性上的不足。这个例子让我想起罗马帝国时期的军事体系。除了构成战斗主力的重装步兵军团，罗马军队同样高度依赖弓箭手和骑兵等辅助部队，以此弥补单一兵种在复杂战场上的专业性不足。而历史已经证明，依赖于单一背景非但不足而且是有害的，“蒋校长”的失败可能就是失败在他作为军校校长这个单一维度的竞争上面。所以，他的解决方案始终放在军事上，既不管政治建设，甚至也不管手下的派系斗争，而这种内部广泛存在的裂缝与矛盾，使得他的指挥或者统治可以说是四处漏风。如果他下面的手下真的如同在军校中那样贯彻执行它的指令，我相信它是可以成功的，但现实的斗争中，哪有这么好的假设？现实就是执行上的失灵，只能让他不断微操。微操本质上是系统性失控后的应激反应。当一个组织缺乏统一的政治共识与愿景，仅仅依靠旧有的师生伦理或科层纪律来维持运转时，利益的裂痕必然导致执行力的全面崩盘。蒋的视角严重受限于战术层面，试图用战术上的勤奋填补战略和组织建设上的巨大真空。在现实复杂的利益交织中，纯粹的军事指令在传递过程中会迅速衰减变形，最终迫使他越过指挥层级，直接去干预前线的机枪阵地。回到企业管理，这也印证了单一背景团队的隐患。如果公司只依赖一种思维模式，缺乏多元化人才库的自我调节能力，领导者也很容易陷入业务细节的微操之中，疲于奔命。用清晰的企业目标和利益分配机制去凝聚不同背景的专业人才，远比指望所有人像军校学生那样机械服从要有效且长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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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A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pplications in Shipbuilding): 国际造船计算机应用会议。该会议通常由英国皇家造船工程师学会 (RINA) 等机构主办，是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专门探讨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制造、船舶系统集成及数字化技术应用的专业学术会议。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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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A (Royal Institution of Naval Architects): 英国皇家造船工程师学会。成立于1860年，总部位于伦敦，是国际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的权威学术机构。其主要职能包括制定行业技术标准、出版专业期刊与会议论文集（含历届 ICCAS 论文集），并为全球海事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提供学术交流平台与职业资质认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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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印度（英文：Little India）是新加坡早期的印度移民聚居地，因保留了浓厚的印度传统生活风貌与社群文化而得名，现为汇集传统印度餐饮、生鲜香料店与手工艺品摊位的特色文化商业街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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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阁（英文：Food Court）是新马地区结合该英文概念本地化所造的特有词汇，指设于商场等室内冷气环境中，由管理方统一提供共享座位，并汇集众多独立商户档口供顾客分别点餐的综合餐饮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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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税务局（IRAS）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说明：税收居民适用累进税率，自2024课税年起，最高边际税率为24%。边际税率不是全部收入的实际税率，税收居民身份也不等于公民身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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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保险法》第二条列出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等社会保险，第十一条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美国财政部的Treasury Bonds说明则介绍了20年或30年期、每半年支付固定利息的长期国债；这只是美国国债的一类。本文没有计算任何一类参保人的内部收益率，也不把某一期国债的票息当作整个职业生涯都能获得的回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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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局的CPF总览介绍了退休、医疗和住房用途，以及提供终身月领款的CPF LIFE。它以强制储蓄为核心，但也包含长寿风险共担，不能简单等同于一个可以自由取用的个人投资账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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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财政部的净投资回报贡献（NIRC）说明介绍了国家储备投资如何支持预算。国家投资收益进入公共财政，本身也说明新加坡并非只靠每个家庭各自理财；这更不能作为居民个人投资收益的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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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HDB的家庭购房、补助与贷款资格、CPF局的MediShield Life与Silver Support，以及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的ComCare援助。不同项目分别涉及公民身份、永久居民身份、收入、家庭和其他资格，并不是所有在新加坡生活的人享有相同待遇；有制度也不等于保障一定充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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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的永久居留申请说明列明男性公民及永久居民原则上的国民服役义务及豁免安排。国民服役不完全等于军队服役，也包括警察、民防等岗位，不能理解成所有居民或所有新移民一律当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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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官方以RSA最低收入保障为例，列有收入、稳定有效居住及身份条件，第三国国籍申请人的通常条件与难民等适用的例外也有区别；不能把某个项目的条件外推到全部福利。OECD的《法国经济调查2026》还讨论了老龄化、就业、生产率和公共支出效率等压力，并不支持把法国的所有问题归结为移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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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F局的缴费适用人群说明区分公民、永久居民雇员和其他外国雇员。外籍劳工不适用CPF，不等于没有任何法定保护；例如人力部要求雇主为Work Permit外籍工人购买规定的医疗保险。移民与关卡局另行评估永久居留申请，工作准证并不等于永久居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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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官方门户的福利国家介绍与移民局的配偶家庭团聚要求，展示了广泛公共服务与严格准入条件可以并存。家庭团聚页面说明的是特定通道，包含例外，不代表所有工作、留学、欧盟自由流动等通道适用同样要求，也不能由此断言限制移民是维持福利的唯一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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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共同体”借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同名著作。这里用它讨论互不相识的人如何形成共同归属，并不把它当成“共同体只能由同一族裔组成”或者“移民必然无法融入”的证明。 ↩